再说绵阳的得名-ag官方入口app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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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绵阳”正式成为行政区域地名，始于民国二年（1912）“废州立县”。

关于当时“绵阳”定名的具体情况，《民国绵阳县志》没有提及。1999年出版的《绵阳（县级）市志》称，“民国2年，绵州裁撤，以州直辖地域置县。因县城位于绵山南面，采‘山南为阳’之义定名绵阳县。”2007年出版的《绵阳市志（1840-2000）》沿袭了这一说法。近些年来，绵阳的市情宣传资料，大多援引此说。

两种新版市志的这一说法，其实来源于清代方志，此说的具体指向是绵州，而非绵阳。《嘉庆绵州志》称，“州以此（指绵山）得名”，《同治绵州志》沿用此说。但古代绵州得名于绵水（即沱江），早有定论，为什么既有“水说”，突然又新产生了“山说”？

绵州是绵阳县的前身，二者有承继关系，但在概念上并非完全重合。《民国绵阳县志》的修纂者注意到了其中的纷歧，特地在沿用嘉庆、同治二志“绵山”条目时，加入了案语，强调“《水经注》《元和郡县志》《舆地广记》皆云‘绵州以水得名’，此谓以山得名，古籍无之，名由后起。”言下之意，绵州以山得名的概念，是清代人“后起”的新概念，经不起推敲。鉴于此，民国初的本地人士拟定新地名，肯定不会照搬正在被自己质疑的“绵州”得名的理由。仅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两种新版市志对绵阳得名的解释，就不能成立。

相比于城区周边的富乐山、西山，甚至南山，所谓“绵山”几乎没有留下人文痕迹，这表明它在当地人心目中没有实质性的“存在感”。考虑到古人在选定城址时往往要构建相应的风水概念，以安缉人心，笔者分析，清代人强调“绵山”，并提出绵州得名于绵山，有其特别的隐衷。

以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《招民填川诏》的颁布为关键时间节点，外省移民不断涌入四川，繁衍生息，包括绵州在内，四川各地人口数量随之激增，然而从康熙中晚期至嘉庆年间、并延伸至咸丰同治年间，绵州相继发生了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大洪水、雍正五年（1727）升直隶州、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迁州罗江、嘉庆初白莲教乱、嘉庆六年（1801）州复旧治、道光中后期的持续疫情、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农民起义军围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，这些事件，无一例外，对于民生造成重大影响，特别是几次自然灾害及兵燹，对于稳定基本人口，实现安居乐业是极为不利的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官书强调风水，有意忽略远离本境的绵水，培养毗邻城区的“绵山”概念，也就不难理解。

至于“绵阳”一词，无疑来自于绵水的别称“绵阳河”。绵阳河现称“绵远河”，改名发生于上个世纪中叶，其得名，则因早期地情资料湮灭而难以追溯。绵阳河流经今绵竹县境，呈“西北——东南”折向“正北——正南”流向，其“阳”字，显然不具备方位词概念，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即是组合地名：汉晋以来，今绵竹县境内，“绵竹”“阳泉”二县并存达数百年，绵水流经两县。彼时，住民以二县各取一字，为绵水取了个俗名“绵阳河”——古人习惯于对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“分段命名”，自己使用自己所在地的俗名，对别处则不予以特别关心，此不赘述。

至迟在明代，绵竹境内已经有了限制川西山区氐羌人活动的军事设施“绵阳堡”，后衍生为地名；明清间，绵竹境内开发水利，逐渐产生了“绵阳口”这一地名；清代前期，“绵阳”逐渐成为绵竹境内的地名，即今黄许镇，清代地理学者陈登龙《蜀水考》载，“（绵水）……南过绵阳镇，一名黄许镇。”

古代志书、文人作品留下了数量较多的“绵阳”相关地名，可资佐证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梓潼知县袁还朴在《梓潼县志》序言中称，梓潼“东踞剑阁，北临江油，西连绵阳，南界潼川”。

康熙中期，曾任绵州知州、汉州知州的安徽桐城人孙元衡多次往返于成绵之间，作有《绵阳道中》一诗，第一句云“西风冷露湿麛裘，又到绵阳古渡头”。

康熙晚期，绵竹知县陆箕永《绵竹竹枝词》云，“绵阳也有花千树”。

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果亲王允礼路过绵州，他在《西藏往返日记》中记载道，“……过绵阳河渡口”，这一渡口即孙元衡诗中的“绵阳古渡头”，位于黄许镇的绵阳河边，曾长时期称“绵阳渡”。

嘉庆七年（1802）冬，清代著名诗人赵翼寄诗绵州，酬答李调元，第一句云“绵阳西望渺关河”。两年后，赵翼获知李调元去世，又作《李雨村观察挽诗》云，“绵阳音断渺烟云，得信俄惊宿草坟”。

从上述文献来看，在清代人笔下，“绵阳”的具体所指，是由模糊而逐渐清晰。一开始可能是在绵竹与黄许之间含糊使用，逐渐则专指今黄许镇。如果乾隆、嘉庆间绵州没有发生“迁州复州”的重大变故，黄许镇可能就一直称“绵阳”了。

赵翼与李调元的文字频繁通信之时，罗江县已裁撤，绵州州治地即在罗江县治地。赵翼诗中的“绵阳”，显然即指已经迁往罗江的绵州。当时的情形是，相隔七八十里，两地均有“绵州”，一旧一新。人们把因水灾毁弃的州城称以“老绵州”“旧州”，而新的州城，则各依习惯，官府径称“绵州”，民间或称“新州”，或仍称“罗江”。可能在不经意间，人们逐渐发现“绵阳”一词，简洁上口，且“阳”字的方位含义正好符合其处于旧绵州西南方的地理特征，于是开始用“绵阳”俗称绵州。这种改称是不可逆的，从我国大量带“阳”字的地名自身具备的“气场”来看，“绵阳”显然也更适合州郡级的大城市，而非小乡镇。

赵翼平生未曾入蜀，他对“绵阳”一词不止一次的娴熟使用，当然是来自于李调元寄到江苏的文字。二人的酬答，发生于绵州回迁旧治之前。所以，当时用“绵阳”指称绵州，已成风气。出于对语言文字的高度敏感性，李调元这样的文人，亲历“迁州”那样重大的历史机缘，在处理新名旧名之间的尴尬时，当然很容易捕捉到“绵阳”一词的强大气场。

以下的过程不言而喻。绵州回迁旧治，“绵阳”这一俗称随之被带回，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“绵阳”俗称“绵州”，直到民国初“废州立县”，绵州改称绵阳县，实在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。（作者：郭平）